一、苏格拉底的洞穴
柏拉图在《申辩》篇说：“苏格拉底是自觉地不参与政治的，他声称自己的天赋就是研究哲学。”虽然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这话却不那么能轻易地说服人。即使苏格拉底真有不参与政治的主观意图，他的客观行为与此主观意图统一相符吗？
让我们从那
那个走出洞穴的自由囚徒，他看到了比在洞内更清晰的东西，并由此发现了以前自己所处乃是一个“洞穴”；而他的同伴们依旧处于它的黑暗之中。柏拉图显然并不是随便选择或设置了这样一个角色，即使他走出洞穴纯属偶然，自由囚徒的特性也充满了预设的意味。他完全可以沉浸于这种新发现的透彻明亮中，没有任何威力迫使他带着唤醒洞中人的使命重返洞穴，但他不仅这样做了，并且在洞内遭受歪曲折磨也无怨无悔。于是不经意间，柏拉图笔下又预设了一种新角色：与自由囚徒相对的洞内囚徒。虽然囚徒是否获得自由似乎由偶然决定，但这位获得自由的囚徒返不返回洞穴，却对剧情发展的方向有着完全不同的决定作用。换言之，两种人格的结构是决定剧情的根本原因。柏拉图认为，人生来就有高贵和平庸之分，比例是极少比极多。――这是一个更大的评价参照。
那位高贵的自由囚徒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了苏格拉底，而苏的死亡也证成了柏拉图对自由囚徒人格的高贵预设。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洞穴可以被想象为城邦，这个想象的意味完全不同于在知识论层次上洞穴被比喻为人的被蒙蔽状态，而这个苏格拉底也不只满足于摆脱知识论层次上的被蒙蔽状态。如果他仅是知识论层次上的精英，那么，他在看到更加真切的世界和阳光时，这个要求就达成了其圆满状态，根本没必要再返回阴暗潮湿的洞穴去拯救其他人。这一点非常有趣，柏拉图精英意识比喻中的主角在骨子里却并非精英，一种矛盾感挥之不去。如果苏格拉底骨子里也是贵族意识，他不会去拯救他人。那些人安于洞穴中的生存，精英拯救的意愿被视为一种骚扰，封闭生活的宁静对他们的吸引力远大于善与恶、好与坏这些道德价值标准的评判。对天性差异的了解足以遏制精英的拯救意识。但是，如果说苏格拉底骨子里完全是平民意识，那么他走出洞穴来到外面的世界也不会领略到那里的好处；进一步，即使能够意识到这是更真切的世界，但拯救他人的艰辛将使他望而却步。
我们似乎可以断定，柏拉图的精英意识包含了一种拯救的意愿。他笔下的精英追求知识上的非蒙蔽状态并热衷于对世人的启蒙，在这种意图中舍弃肉体的要求，即使面对肉体最彻底的毁灭“死亡”的时候，也无所畏惧。从这种意义上来看，苏格拉底是关注人生参与政治的。当然，他的哲学研究的天赋也毋庸置疑。他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家，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就是“哲学”加“王”。
但是，苏格拉底之死，却又使“王”（政治）的意义遁入“哲学”（知识论）。
二、布鲁姆的发现
斯特劳斯认为哲学的本质就是政治哲学。也许受此影响，他的学生布鲁姆在《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中指出：“苏格拉底在理论生活和实践生活之间搁置了一段距离，虽然这段距离被他在别处的所言和他自己的生活掩盖了。”同时布鲁姆也看到了《理想国》关于实践生活和理论生活的两种区分，后者所带来的冥思生活被看成“最好的、唯一的生活。”（《巨人与侏儒》）〔美〕阿兰・布鲁姆著，华夏出版社出版）他说：恰恰是此种生活（冥思方式）和统治生活之间的区别，才让城邦得以正常发展。布鲁姆眼中的苏格拉底既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生活”，也清楚这最好的生活和另一种生活的区别，但他在生活中却似乎把这一切忘记了。
回到洞穴。如果仅仅冥思玄想就可以达到哲学研究的目的，那么踏入实践生活干什么？在清楚这一点的前提下，如果没有典型的自虐心理，一个人是不可能做出这种选择的。返回洞穴的举动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而非一种舍身取义的行为。洞穴外的苏格拉底并没有预料到最终结局是“死亡”。当然，柏拉图不会承认这点。他即使能看到“哲学王”的设想不可能在尘世成为现实，也不会承认他的老师是因为理想化的缘故成了自身的牺牲品。柏拉图急于确立老师知识论的哲学形象而远离了其生命的真实与丰富，而那洞穴的内外也因此被分割成根本不可能彼此进入的两个世界。
柏拉图洞穴外部的世界是知识论意义上的理念世界，洞内则是类似雅典城邦的现实世界。他的洞穴理论把这两方面纠缠起来了：自由囚徒一方面是个知识英雄，一方面又是拯救城邦的现实英雄；能够在这两个世界自由出入的只有自由囚徒一人。苏格拉底以他的死亡证明没有人可以同时成为两种英雄。如果洞穴内的人在半信半疑的情况下走出，即使看到了太阳，他们会惊喜并感激自由囚徒把他们带出洞穴吗？他们也许会抱怨阳光灼伤了他们的眼睛，抱怨这里无以遮风避雨――身体走出洞穴的囚徒们心灵上依然被囚禁着。可是柏拉图的故事并没有写到这里，自由囚徒在洞内感受到折磨而别的囚徒安之若素；这是故事无休无止持续下去的一种可能状态。
斯特劳斯的《论〈游叙弗伦篇〉》更深入地走进洞穴场景，通过苏格拉底的死亡看到了哲人和市井中人的不能彼此沟通，以及洞穴内外两个世界的互相隔绝。苏格拉底的罪名，渎神和毒害青年――“渎神”就是“不虔诚”。一个在城邦中被指控为不虔诚的人心中的虔诚是怎样的？斯氏看到了“苏格拉底是否虔诚”与“何谓虔诚”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虔诚在市井社会里的意义是“按照祖先的习俗崇拜祖先的神?”。它是外在的行为，是用眼睛就可以看到的。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指控者认为苏格拉底是不虔诚的。事实上苏格拉底并不是对“祖先的神?”问题不感兴趣，他对此深入思考，因而不敢轻易确信人们崇拜的真是“祖先的神?”。他是一个在传统知识上无知的人，如果人们能够给予他有关“祖先的神?”的确定的知识，他也会去崇拜的。关键在于“不虔诚”和“毒害青年”的结合。俄国宗教哲学家舍斯托夫也谈到过苏格拉底的命运。他认为“苏格拉底在应该保持沉默的人面前没有保持沉默。真理本身不会烦扰人，而带着真理去纠缠人则令人厌恶”。（《雅典和耶路撒冷》〔俄〕舍斯托夫著，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斯特劳斯的意思也大致如此，但他比舍斯托夫更温柔地对待苏格拉底，把“烦扰”和“纠缠”改成了“爱”：“他真正的罪，致他于死地的罪，与其说是不虔敬，倒不如说是他明显的爱人之心，或者在指控中所说的‘败坏青年’。”
苏格拉底体验到了“澄明”，但他太急于让众人感受到这种状态了。悲剧在于他说得太早――更大的悲剧在于，什么时候说这个都嫌太早！在洞穴里，没有“更好”，只有“习惯”。苏格拉底进入了死亡之穴，这是他点中人们心中洞穴的必然结果。人们心中的洞穴隔绝了“习惯”和“澄明的知识”，或者两者的隔绝原本就是一种澄明。斯特劳斯的法眼透视了浸入人性的洞穴烙印。在他看来，苏格拉底的不智是在他看清这点后按捺不住要帮人们将其消除的冲动，其所不免的疼痛导致了人们对他的厌恶。斯氏眼中的柏拉图作为纯粹的知识英雄则是另一种选择，他走出洞穴，回头看到了洞穴，但不会再走进去；知道自己曾经处于洞穴中就够了――或许自己现在也只是处于“第二层”的更大的洞穴中呢！
我们知道，“第二层洞穴”已经是斯特劳斯的事情了，而且他将会有无数个环环相扣的洞穴，他用洞穴套牢了现代性。苏格拉底看到一线光明就急于宣告，柏拉图看到了部分虚妄，斯特劳斯并没有在看到无数洞穴之后就诅咒洞穴，他捕捉住了柏拉图回头的那一瞬间，知道了人的生存处境就是――洞穴。
三、施特劳斯的洞穴
知道人的生存处境近乎洞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柏拉图这种洞穴理论的叙事很容易把观看者的目光聚焦到自由囚徒一人身上。读者仿佛在观看一场有着正反两派的独幕剧，很容易就做出所谓的道德判断，而其中那个重要而易被忽略的前提――自由囚徒为之献身的阳光，它的正面意义得到了顺理成章的确认。柏拉图虽然有点煽情，但斯特劳斯不被这种表面煽情所迷惑，他独特的目光使他的关注集中到了更加隐蔽而又深沉得无法言说的境地。这也使他注意到了尼采和海德格尔的独特性。两位德国人同样在洞穴外侧身而立，同样怀疑笼罩着自由囚徒的阳光――“你以为这里的阳光就是阳光了吗？虽然这里比那里明亮，但仍然只是一个洞穴而已。”在这种质问之下，自由囚徒知识论意义下的优先地位被取消，其道德上的拯救意识也沦为莽撞。自由囚徒和洞内囚徒知识和道德上的差别被抹平，先前的智慧和崇高被贬低为五十步笑百步的无知和自负。即使是上帝说“要有光”，这洞穴里的光又能如何呢？尼采不能容忍一个无法甘于沉默的上帝，杀死他比让他闭嘴更彻底；而海德格尔的“彻底历史主义”则解构了西方理性哲学的传统，自由囚徒和洞内囚徒都成了毫无区别的存在者。一切那么平等，柏拉图的洞穴仅存知识论上的意义，他煞费苦心浓墨渲染的精英贵族也沦落为凡夫俗子。
尼采和海德格尔充满激情的言说可能让很多人惊讶地合不拢敬畏的嘴巴，但斯特劳斯不会。他认为自己是站在他们身后的，能看清他们的举动并有着更为宽广的视野。斯特劳斯只要轻轻问一句：“你们是对的。但下一步会怎样呢？”如果那时刚好那些信服的人群向着一个他们两人设想不到的方向前进――纳粹的出现证实了这些方向可能潜藏危险，他们或许也会合不拢自己惊讶的嘴巴的。虚无主义是一种可能的方向，无论防止虚无主义的思想多么完满，在现实中也会导致这样的意外后果。他们杀掉上帝的同时忍不住自己做了一次上帝，这个上帝并不比死去的那个更高明。斯氏看到了这一切，他看到了这两个家伙控制不住局面是因为他们的立足点仍是“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刘小枫主编，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７月版）战斗的同时将自己的地基毁坏终将难免一无所获。理性和宗教均损失惨重，人们如失去了家园的蚂蚁一样张皇失措――何来挪亚方舟，既然上帝已死？
这种混乱局面就是现代性的尽头。斯特劳斯开始怀疑潇洒地与理性作别是否也能潇洒地继续前行；他发现又回到了柏拉图的洞穴状态。斯特劳斯断定柏拉图让人关注的焦点并不是阳光，否则他的洞穴理论在哲人的火眼金睛中会过早地失去意义。他强调柏拉图洞穴理论所暗示的是哲学和政治的紧张局面。这种紧张局面因为光的隐喻所带来的错觉使现代性哲人陷入到知性偏执中不可自拔，而反现代性的哲人则对于知性偏执的批判凌空蹈虚，终不免自己也堕入虚无主义的深渊；他们都只会离源头越来越远。这种紧张局面使任何企图以哲学改造政治，或以政治规定哲学的举动都成为危险的导火索――前者破坏城邦的安定，而后者则使哲学丧失纯净。“如果孤独生活的圣人根本上是为所有人着想，他选择孤独只是因为他认为，他这么做或者是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因为如果置身大众，就会受到对其有害之人带来的伤害；或者他就会获得益处，因为如果他被自己某些需要所驱使，他就会从大众中得到益处。”（《巨人与侏儒》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柏拉图认为哲学这种最高的生活方式在于“理论思考的神圣疯狂和正直灵魂的节制”。这意味着这种紧张局面并不是非得在哲人和城邦之间设置一堵墙才能缓解。自然哲学中孤独的圣人不会受到实际的伤害，虽然他会被村妇嘲笑，但这种孤独取消了哲学承担美好生活的责任，孤独的哲学失去了它的正当性证明。在斯特劳斯的视域里，柏拉图的哲学转入了政治哲学，美好的生活成为哲人承担的问题，哲学在对其有最大可能伤害的对手――政治面前为自己的正当性辩护，在辩护过程中尽量不受来自人们的猜忌和伤害。柏拉图在心里神圣疯狂地进行理论思索，在行动上则有所节制。通过斯特劳斯隐微写作看到的深层含义，会将遭遇相似的人牵引到哲学的源头中去，而那些在字词意思上打转的人则不会被不能理解的东西所伤害。“他的政治学是哲学的政治学，而不是某种制度的政治学。他从沉思存在转移到沉思人，没有忘记存在的问题。人既是一种能够渴望去理解存在的存在，也是最为有趣的存在。从人的事物出发、从人向非人的蜕变中拯救人，理解他们的独特性，就是苏格拉底的道路。”
阿兰・布鲁姆的话，既适合苏格拉底也适合斯特劳斯，应该多少也适合“洞穴”中或清醒或茫然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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